居民工资制度改革愈加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继人大常委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近日公开表示应增加人民群众工资水平，并将其与CPI联动之后，多个省市表态将在“两会”提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议案，江苏省更是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省内各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涨幅可能超过12%。

因金融危机影响而中断的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计划，随着经济复苏而重新成为各界热议的主题。通过居民工资收入提升来增加其实际收入水平，成为刺激消费经济扩容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上调各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即将到来“两会”的重要议题。

从劳动就业市场来看，民工荒已经成为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开工的重要冲击因素。从媒体报道来看，目前东莞等地的出口型企业中大量存在用工不足的问题。究其本质原因，除了短期订单带来的招工难度以外，工人工资低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据报道，绝大多数工厂底薪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200—1500元左右。随着沿海发达地区消费水平与通胀提升，再加上民工年轻化普遍以80后为主，根本不足以应付正常的生活支出。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目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应对沿海地区“民工荒”可能作用空间有限。按照已经披露相关信息的江苏省标准来看，一类地区从850元调整到960元，二类地区从700元调整到790元，三类地区从590元调整到670元，均大幅低于实际企业经营中的工资支出标准。

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对劳动市场进行深入调查，仅仅是应景式的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民生与经济意义就不会显著。随着人口红利减退，80、90后逐渐成为企业职工主流，其生活要求高于前辈，企业如果不能给予足够的工资与发展空间，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必难以延续。

另外，动态地看，虽然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仍将在中国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毕竟只是中间过渡阶段。中国经济社会要想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推动创新型消费内需经济是大势所趋。而创新型经济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目前国家教育、医疗与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障不足的前提，缺乏足够的实际收入来源，那么中国年轻一代接受再次教育培训和改善生活质量的空间就会进一步收窄。

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看，培育的中产阶级，造就“纺锤形”社会结构是发展和谐共荣社会的基础所在。奥巴马与副总统拜登在近期推广扶持中产阶级的一项政策时表示：哪怕我们能实现8%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会被视为成功，除非中产阶级人群能被重新放回到他们能够收获利益的位置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在经济步入正轨之后，大幅提升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比例，中国经济才有真正长久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