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香港立法会通过《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草案》，1.8万多名首长级和高级公务员，将由下月1日起减薪5.38%，而中低级公务员则冻薪。（12月17日 中新）

有关国外公务员减薪的新闻，是近年来媒体与民众关注的焦点，其中颇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近年来国内工薪阶层受经济大环境影响，频繁遭受裁员、减薪之苦，而公务员的薪水却相对坚挺甚至形成刚性涨薪态势，强烈反差自然让民众有些心意难平。

此次香港公务员减薪有两个特征令人瞩目：首先是减薪对象为首长级和高级公务员，领导“身先士卒”，为公务员普遍降薪起到了道德示范效应，而且，首长级和高级公务员薪水基数较普通公务员高出不少，先从高薪减起，符合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原则。其次，此次香港公务员减薪并非少数人拍板的闭门决策，据报道，香港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与许多资助机构员工薪酬挂钩。

按照这种思路，内地公务员的薪酬其实是全体纳税人供给，如果纳税人普遍因经济环境影响而收入下降，其纳税总额自然呈现下降趋势，公务员也应同步降低薪酬以适应环境变化，并体现与纳税人“同甘共苦”的权利义务一体化。

实际上，今年以来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等外界因素影响，内地企业效益增速减缓，并导致员工减薪的现象并不鲜见，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09年1~6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同比下降6%，减收1895.68亿元，这甚至直接引发了税务部门为完成征税任务而发起的“查税征税风暴”。

其实当我们反向思维，就可以发现，税收减少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的必然因果关系并非完全成立。公务员薪酬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大项，如果借鉴香港经验建立“公务员薪酬联动机制”，对内地数百万公务员进行适当减薪，那么节余出来的人力薪酬成本或许就能大大降低财政支出。这不仅降低了工薪阶层及企业经济压力，而且对民间资源休养生息、焕发全新活力大有好处，一旦整个经济形势好转，依据“公务员薪酬联动机制”为公务员加薪也就顺理成章了。

笔者建议，人大可承担“公务员薪酬联动机制”相关制度的调研、论证及立法工作，在广泛吸纳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各界民意基础上，通过公开透明的论证程序，最终完成相关法规制定并实施，从而让“公务员薪酬联动机制”有法可依何时启动“公务员薪酬联动机制”加薪或减薪、其合法性依据来源何处、加薪或减薪经过什么样的程序予以确定并实施，都在法律平台上一一细化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