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被分成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国家和工人所得占了大头。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同仁堂的乐氏家族经历过彷徨不安到主动接受的过程，但后来发现，“四马分肥”不但没有减少他们的收入，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红利，工人的收入亦因此翻了番。

□ 本刊记者 | 夏肇玲

1953年5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向党的领袖呈送了一份报告――《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为此，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做了详细调查，报告指出：

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是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了该报告。“四马分肥”这个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过程中所实行的企业利润的分配方法，开始正式实施。

观望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与民主党派聚首北京，举行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政策的一种宣示，也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承诺。

实际上，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把未来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传达给了同仁堂的负责人。

解放前夕，同仁堂不单设备陈旧，铺务管理也陷入了困境，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1949年3月，共产党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以职工代表与资方谈判的形式，敦促资方尽快领导药店恢复生产，并推举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

但对新生的政权，乐松生还是忐忑不安。1950年，他跑到了自己在天津的达仁堂观望北京的动向。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以后，私营经济获得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因而发展迅速。根据当时的统计，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到了1952年，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80%，处于绝对优势。

对新政权赋予的宽松政策，民族资本家是心存感激的，因而减少了些许犹疑。不过，“五反”运动接踵而至，令很多人猝不及防。

“五反”锄了杂草，却也折了一些好苗。1952年2月8日，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不堪在“五反”中受辱，自杀离世。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资本家再度陷入惶恐，包括同仁堂的乐家。所幸的是，此次“五反”运动中，同仁堂经受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这让乐松生很是欣慰。

新生

1953年，“四马分肥”确定后，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首先找到了大店同仁堂，提出要公私合营。消息传来，同仁堂乐氏家族“炸了窝”。他们对很快就要失去经营了几百年老铺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利润控制权，心情十分复杂，因而各房之间开始钩心斗角，为“申不申请”和“谁先申请”争论不休。

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红利只占1/4，国家和工人占了大头，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每个制度的推出，总会“有人欢喜有人愁”。“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让工人欢欣雀跃，却一度给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不安。

事实上，全国很多资本家都像乐家一样，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的资本家不忍心祖辈基业一朝付之东流，而寻了短见。

乐松生通过“五反”运动，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保护政策是确实可靠的，因而决定带头前去申请公私合营。乐氏各房最终明白了那是大势所趋，不可违背，最后都表示了赞同。

1954年7月28日，由十一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同仁堂，拉开了药店公私合营的序幕。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国家一说要‘四马分肥’，最高兴的是我们工人。” 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的同仁堂老工人李建勋说。那段时间，真的有大翻身的感觉。那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最响亮的口号是“公私合营万岁”。工人们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为新社会、新生活而奔走相告。

解放前，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多人，资金约80万元，年产值约16万元，年零售额约30万元。同仁堂由四大房(即乐氏十世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共管，每房轮流管理。李建勋告诉记者，当时的同仁堂很混乱，无论轮到哪房“当家”，都会偷偷中饱私囊，然后在外面开设属于自己的药店。各房之间，龃龉不断。

公私合营反而给同仁堂带来了新生，让乐氏惊喜的是，“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让他们的收入不降反增。解放前，四大房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6万两。1953年，按照“四马分肥”原则，四大房共分得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

仍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原来担心合营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好。”

捷报

公司效益好了，工人的收入亦翻了番。

李建勋告诉记者，同仁堂的待遇本来就比别的药店丰厚。他在其他药店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能买120斤小米。1953年1月，他在同仁堂做“给药丸制造蜡皮”的工作，月收入能买180斤小米。而“四马分肥”后，他的工资开到了每月62.5元，而当时的小米是每斤一毛三，合480斤小米。

收入只是一方面，公私合营后的工人们有了“主人公”的感觉，干劲十足。李建勋说：“以前再怎么样也是给东家干活儿，公私合营后，我们就是给自己干活儿了。”

同仁堂除职工人数和营业额大幅度增长外，生产也实行了机械化。职工们创制了装水丸机、搓扁豆机、装膏子机、粉碎机、搅拌机等，从此结束了只靠人工操作的历史，走上了机器生产的新路。1953年，同仁堂在北京大学的帮助下，试制银翘解毒片、香莲片、黄连上清片、女金片成功。后来又相继制成舒肝片、藿香正气片、祛暑片等，大大方便了顾客。好产品不愁没有销路，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后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5日，是同仁堂的发展史上一个辉煌和光荣的时刻。这一天，北京市各界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同业登上了******城楼，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