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利益（保就业）和职工利益（增收入）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达到这个平衡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尤其是降低过高的社保缴费比例。

今年8月，在上海工作的小董原本十分高兴，因为公司将她的薪水从之前的2500元加到了3500元，然而拿到工资条的时候，小董却愣了一下，因为虽然 “税前工资”一栏写着“3500元”，但后面各项社保金的扣费却和往常一样，还是以2500元为基数进行扣除。小董一问财务才知道，原来这是公司“惯例”，社保缴费基数不会随着工资增长而同步增长，只是停留在“比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标准稍高一点”的水平。财务还给小董做了“思想工作”：“其实社保多缴点缴交点差不了多少。但是少了这1000元基数，公司总共节省了620元开支，可以地把钱加到你的到手工资上，反过来说，少了这1000元基数，你这边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增加了180元。”小董一听觉得在理，也就没说什么了。

我国民众社保税负明显过高

其实小董所遭遇的情况在国内民营企业中十分常见。企业不愿提高员工社保缴费基数，而员工对此也没太大意见，关键原因在于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都觉得眼下的社保缴费比例太高了。

在通胀肆虐以及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当下，社保缴费比例过高几乎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近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收入分配，‘跷跷板’如何平衡？》一文中再次呼吁国家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社保资金缴纳比例。

白重恩指出，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相当于税前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而如果再加上公积金缴费，则总额可能超过60%，如上海的五险一金总缴费比例相当于工资的62%.

我们以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税前工资和社保缴费基数均为4000元的工人为例，这边厢，公司为其支付的实际工资总额高达5760元，那边厢，他到手的工资却只有3177元。中间“流失”掉的2583元中，仅有103元是个税，其他2480元均为社保缴费。显然，对于中低收入民众来说，社保费对其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远远超过了个税。如果想要切实降低中低收入民众的税负，缩小贫富差距，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的实际效果远远高于提高个税起征点。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社保费用一直是以税收（社保税）的名义进行征收的。这是由于给每一个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向民众筹集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本身也具有强制性，带有明显的税收特点，这也是我国目前有不少人呼吁推进社保“费改税”改革的原因所在。而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还指出，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 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4.6倍。可虽然我国社保缴费比例数倍于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但老百姓实际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范围却相差甚远。“高缴费，低保障”成了老百姓对当前社保体制最大的不满所在。

提高劳动者收入已成社会共识

换个角度看，当前的社保缴费比例过高，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也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从绝对数看，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还是明显的，但从相对数看，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居民收入所分得的份额是减少的。目前，工资收入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它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内需的不振。因此，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在当下不仅是合情合理，更是必须的。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2009年，中国贫富收入差别达到将近1∶13.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也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且潜质巨大，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差距仍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在中国众多的不平衡当中，最关键的不平衡首先是收入的不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成了最热门的民生话题。在全国，今年已有20多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随着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在各地逐步推开，新一轮“涨薪”热潮涌动，多年来增长缓慢的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开始有了明显增长。

降低社保比例有利收入分配改革

然而，工资成本的快速上涨也使那些利润空间狭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营压力。浙江、广东许多中小企业主均表示，企业发展离不开职工的努力和奉献，企业效益增加了，给职工涨工资是应该的。但是，很多中小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生产的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很小。直到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对许多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依然没有消除，更何况美国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正在加大，因此对许多国内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维持生存尚且困难，再给工人涨工资确实是力不从心。

显然，目前正在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计划在具体层面上仍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工人收入偏低，增加他们的收入已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要求企业涨工资又会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而一旦企业经营发展不好，职工增加收入就成了无源之水，不仅难以持续，甚至保“饭碗”都会成问题。

也就是说，在税收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靠给职工涨工资，难以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反而可能减慢就业的增加速度，并拉大就业人群与失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利益（保就业）和职工利益（增收入）之间会存在“跷跷板”效应。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在白重恩看来，达到这个平衡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尤其是降低社保缴费比例。

白重恩说，目前老百姓缴纳的“五险一金”中，只有住房公积金在买房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花花，其他五金平时都无法变成可支配收入。所以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这样双管齐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

化费为薪为企业减压解困

从微观上看，现在不少企业缺乏涨薪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加薪的附加社保成本太高。如果社保缴费基数与工资同步增长的话，则每增加员工1.32 元的可支配收入，就要另外增加1元的社保费。因此社保缴费比例与工资同步增长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大型国有企业，增加社保缴费基数甚至为员工缴纳额外的补充养老金和公积金，成为企业给员工提供的额外福利；而在民营企业，老板为员工每多付出一分钱，就意味着自己的利润少了一分钱，加薪自然要加在刀刃上，社保缴费这种自己付了钱员工也不见得能得到多少实惠的支出显然是老板们最不愿意买单的。因此才出现了上文中小董这样的只加薪水不加社保缴费的情况。

不过小董的情况还算好的，由于企业的社保负担太重，反过来会导致有些企业会千方百计规避正式劳动合同，千方百计逃避给员工缴哪怕是最低标准的社保。如此一来，社保缴纳额度高，原本是为了保障员工的福利，到头来反而成为损害员工福利的工具。很多员工不仅没有得到社保待遇，反而不断地被企业“临时工”着，拿着最低的临时工工资，丝毫社会保障都拿不到。

这些现实情况都说明，企业主受到的税收、社保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大于员工涨薪的压力。而要为企业减压解困，除了减税，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社保缴费比例了。（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