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面对物价及生活成本高速飞涨，工资水平还在原地踏步，导致了人们生活压力逐年增加。绿豆、蒜头、蔬菜、粮油等农副产品在涨价，水费、电费等日常生活必须耗费也在涨价，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柴米油盐”的价格无一不在上涨，另外，最近几年房价的急剧攀升，更是让普通的工薪阶层无法承受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以北京为例，一个大学本科生刚毕业的平均工资也就2500元左右，而六环以外的房价平均都达到1万元每平米，如此而言，该本科生工作五年都买不到10平米，这让他们如何在这个城市生活。因此，为了响应国家保增长、促民生的政策方针，未来提高工资，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将成为必然趋势。

其次，“招工难”、“民工荒”也是助推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民利益的政策保护，国家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农民的收益越来越大。相反，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批量农民工，他们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在自己亲生建造起来的城市中得不到必要的保障，逐渐成为了城市里的二级公民。因此，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对此有了理性的比较和选择，农民工回归潮导致了大量企业招工难，珠三角等东部沿海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国家如要解决此类问题，除了加快产业升级之外，还必须提高农民工们的工资及社会保障，让他们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对平等的待遇，才能保证他们为城市化建设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连续十年持续下降，09年甚至世界排名倒数第一，这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内需不足。由于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费基本上采取保守态度，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因此难以解决。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劳动薪酬结构，使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相符，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

员工工资上涨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人工成本，企业需要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合理避免“加薪潮”造成的巨大冲击。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日本、美国等企业都经历过员工大幅加薪的时期，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7年内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均衡发展是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许多中小企业放弃了粗放式的经营方式，选择了高工资、高效率的模式，转变企业利润增长方式，响应国家产业升级政策，开展与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分包关系，推进专业化分工。同时，利用国家的扶植政策，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积极应用技术，提高企业现代化生产水平，提高了企业及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创造了相对于人工成本增加的更大的利润。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因其在1913年创立了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使得汽车装配速度提高了8倍，第一次实现每10秒钟诞生一部汽车的神话而闻名世界。然而，当时福特公司CEO艾柯卡却认为福特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所采取的高薪制度。早在1914年的1月，福特宣布将工厂工人工资增加一倍，从而使员工工资达到前所未有的日薪5美元的高度，这在全球都成了头版新闻。福特的这一举动让当时的企业家和媒体震撼不已，但让福特意想不到的是，福特的5美元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流动率高达380%，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劳动力的流动率却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福特的工人们开始以在福特工作为荣，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进厂，这对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可谓意义重大。这也成为福特公司不断寻求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首先，从宏观而言，抓住契机，积极响应产业升级政策。

我国的传统产业正在经受着新经济的冲击，技术经济、知识经济、低碳经济都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风向标。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压力下，国家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助力企业产业升级。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以及当下的“加薪潮”，企业应当抓住契机，顺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积极相应国家产业升级要求。比如，进行信息化改造，提高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节约人工成本；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掌握新技术核心，创造超额利润。

其次，从微观而言，合理地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倾斜。

任何产业的价值链按照环节可以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环节。上游环节为研发、设计等，中游环节为生产、组装等，下游环节为营销、服务等，由于价值链各个环节所要求的要素、能力不同，价值链上的价值分布是不对称的，呈现U形曲线特征，即是两端价值高，中间价值低。对于那些处于价值链中间段的企业来说，在高成本压力下必须进行价值链的升级，也就是要从中间向两边攀升，既要向关键零部件、中间品、研发、升级爬升，又要向提升营销能力、自主品牌方向爬升。因为价值链的中间环节，不仅只能获得整条价值链的很少一部分价值，而且在成本高企的环境下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因此，企业在面对人工成本提高的大形势下，节流的同时还需积极开源，寻找高附加值的获利点。

首先，面对物价及生活成本高速飞涨，工资水平还在原地踏步，导致了人们生活压力逐年增加。绿豆、蒜头、蔬菜、粮油等农副产品在涨价，水费、电费等日常生活必须耗费也在涨价，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柴米油盐”的价格无一不在上涨，另外，最近几年房价的急剧攀升，更是让普通的工薪阶层无法承受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以北京为例，一个大学本科生刚毕业的平均工资也就2500元左右，而六环以外的房价平均都达到1万元每平米，如此而言，该本科生工作五年都买不到10平米，这让他们如何在这个城市生活。因此，为了响应国家保增长、促民生的政策方针，未来提高工资，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将成为必然趋势。

其次，“招工难”、“民工荒”也是助推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民利益的政策保护，国家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农民的收益越来越大。相反，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批量农民工，他们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在自己亲生建造起来的城市中得不到必要的保障，逐渐成为了城市里的二级公民。因此，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对此有了理性的比较和选择，农民工回归潮导致了大量企业招工难，珠三角等东部沿海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国家如???解决此类问题，除了加快产业升级之外，还必须提高农民工们的工资及社会保障，让他们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对平等的待遇，才能保证他们为城市化建设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连续十年持续下降，09年甚至世界排名倒数第一，这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内需不足。由于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费基本上采取保守态度，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因此难以解决。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劳动薪酬结构，使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相符，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

员工工资上涨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人工成本，企业需要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合理避免“加薪潮”造成的巨大冲击。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日本、美国等企业都经历过员工大幅加薪的时期，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7年内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均衡发展是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许多中小企业放弃了粗放式的经营方式，选择了高工资、高效率的模式，转变企业利润增长方式，响应国家产业升级政策，开展与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分包关系，推进专业化分工。同时，利用国家的扶植政策，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积极应用技术，提高企业现代化生产水平，提高了企业及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创造了相对于人工成本增加的更大的利润。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因其在1913年创立了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使得汽车装配速度提高了8倍，第一次实现每10秒钟诞生一部汽车的神话而闻名世界。然而，当时福特公司CEO艾柯卡却认为福特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所采取的高薪制度。早在1914年的1月，福特宣布将工厂工人工资增加一倍，从而使员工工资达到前所未有的日薪5美元的高度，这在全球都成了头版新闻。福特的这一举动让当时的企业家和媒体震撼不已，但让福特意想不到的是，福特的5美元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流动率高达380%，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劳动力的流动率却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福特的工人们开始以在福特工作为荣，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进厂，这对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可谓意义重大。这也成为福特公司不断寻求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首先，从宏观而言，抓住契机，积极响应产业升级政策。

我国的传统产业正在经受着新经济的冲击，技术经济、知识经济、低碳经济都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风向标。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压力下，国家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助力企业产业升级。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以及当下的“加薪潮”，企业应当抓住契机，顺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积极相应国家产业升级要求。比如，进行信息化改造，提高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节约人工成本；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掌握新技术核心，创造超额利润。

其次，从微观而言，合理地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倾斜。

任何产业的价值链按照环节可以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环节。上游环节为研发、设计等，中游环节为生产、组装等，下游环节为营销、服务等，由于价值链各个环节所要求的要素、能力不同，价值链上的价值分布是不对称的，呈现U形曲线特征，即是两端价值高，中间价值低。对于那些处于价值链中间段的企业来说，在高成本压力下必须进行价值链的升级，也就是要从中间向两边攀升，既要向关键零部件、中间品、研发、升级爬升，又要向提升营销能力、自主品牌方向爬升。因为价值链的中间环节，不仅只能获得整条价值链的很少一部分价值，而且在成本高企的环境下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因此，企业在面对人工成本提高的大形势下，节流的同时还需积极开源，寻找高附加值的获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