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当年的高考状元，两个已经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在校园时，他们是绝对的宠儿；工作后，他们又是如何面对新的考验，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呢？他们的职业经历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李娜福建东南卫视编导

2001年湖北省高考文科数学单科状元北京大学影视编导专业

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一生中没有一天在工作”，我觉得工作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所有的工作时间都在享受生命，就是最完美的状态。——李娜

张锐魔时网CEO

1998年广东省高考文科状元

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国际金融法研究生

我判断一个人成功的标尺是他感觉工作快乐、有意义。如果做着大家都很羡慕的工作，但自己没有激情、每天抱怨，那他还没有找到真正能体现价值的位置。——张锐

“高分低能”是很多成绩好的学生都会遇到的质疑，李娜和张锐面对这个问题丝毫没有回避。

“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的。人们把‘高分低能’和高考状元联系到一起，可能是因为对高考这种形式不认可，但就我实际接触的人来看，‘高分低能’的比例不是很大。”可能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审视，张锐的观点客观而且自信。“高考可以看出十几岁的小孩能否专心地把一件事独立做好，很大程度上测验的是情商。有人智商很高，但学习方法、耐力等调节不好也没法考出好成绩。”

“我的观点基本相同。我认识的状元在学识和人格方面都是很优秀的。”李娜也认为高考不但需要知识，而且遇到大事要能很沉着，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需要综合能力。其实从步入大学开始，他们的时间就都不再简单地全部被学习占据了。张锐比喻说：“高中时觉得前面有一个灯塔，就是大学，什么都不用看，只要朝着那个方向走。

进了大学之后，发现灯塔没了，身边出现了各种新鲜的事情和机会，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成了问题，不再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于是，他把大学当作了人生的实验室，尽量多接触新鲜事物，从中去发现那些适合和真正喜欢的事情。保证学习成绩之外，张锐热衷于社团活动，到各地旅游，大四时写了一本讲怎么充分利用大学四年时间的书，还和同学做过一个与高考有关的网站进行创业实践。

毕业后，他成为当年唯一一个被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招收的中国大陆学生。张锐认为被看重的是学习能力和综合能力，“财务方面的知识完全可以重新培养和训练”。李娜也是学校社团活动的积极分子，大二时搞了一个影视协会。“毕业找工作也不看成绩有多高，很重要的是操作能力和实践经验。不过学习成绩也不能完全不顾，它是个基础。有好的机会老师肯定会先想到学习好的学生。”

学会清零

张锐和李娜对曾经的“状元”身份都看得很淡，既不觉得特别骄傲，也没把它当成压力。在他们看来，不论是“状元”还是名牌大学，这些牌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张锐至今都认为自己考上状元是件偶然的事情，“高考的时候就是想怎么考一个好的大学，估计谁都没计划要考状元。”进入大学之后，张锐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和别人说了，赶快忘掉。“考得好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而且运气也不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

“进了北大，没人看你高考多少分，如果自己跑出来说‘我是状元’，大家都会觉得你特别土。”李娜边说边笑。

听到这儿，张锐提起美国有一句话“A students work for C students(得A的学生最后会为得C的学生打工)”。他原来是个A Student，但现在经常想要把自己的心态转换成C Student，“因为得A的学生适应了别人出题等待应答，而得C的学生在学校里没有回答问题的满足感，会想一些课本以外的东西，创造力很高。步入社会以后大家不再面对同样的问题去争取得分了，而是自己找一个问题去解决，比的是谁的答案对社会更有价值。”

上了两年研究生后，张锐申请提前毕业后进入了摩根士丹利。“同事都是哈佛、耶鲁的毕业生，有很大的竞争压力，状元等牌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要的就是工作中的表现。”

现在自己创业，他感触更深，“每天都会碰到很多新问题，成绩立竿见影，完全不会再去想曾经是高考状元。特别是我所处的互联网行业完全没有出身之分，有的人大学都没读完，但积累了很多网络上的实践经验，他们就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张锐现在已经学会经常“清零”，从别人身上再重新学习。

刚工作一年的李娜对此也深有体会，“我的同事很多来自广播学院或者电影学院，都很专业。外人会认为北大毕业的就应该做得最好，其实在这个行业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竞争的人，分数和名牌大学的文凭最多是敲门砖。”

“确实，符合你当时所在的价值判断体系里的衡量标准，才真的有价值。人生需要不断清零，不能觉得以前的成绩能顺其自然地带过来。可能换了一个老板，公司换了一个目标，整个的判断标准就全部都变了，需要有办法重新找到和适应新的标准。”对于新的变化，张锐已经丝毫不会无所适从。

立足职场

与高考成为状元相比，更难的可能是在毕业之后的漫长竞争中保持脱颖而出。

李娜认为那是人生中最公平、最单纯的选择，“因为只要分数占优势，没有人能有任何理由拒绝你，但是步入社会以后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拒绝你。”

作为校园里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们都经历过初入社会时的短暂不适应。一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张锐发现一些以前学习不好的同学跟着家里人经商或者跑贸易，都做得红红火火。“我会开始考虑，花这么多时间读书、接受良好教育带来的价值如何真正在工作中体现。不过也没有太多失落感，因为没文凭的人也很向往文凭。”

李娜认为，工作中的竞争最不同的是起跑线不一样。“我做的电视行业很需要实践经验，刚毕业不管学习成绩多好，和工作了三五年的人相比肯定会有差距。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除了业务，与人相处的方法、工作和生活实践协调的能力都很重要，比上学复杂多了。”李娜说自己意识到这些很快，但真正转变过来还确实花了一段时间。

“如果总是等待别人提问，那么你永远是被别人打分的人。我要做一个提问、给别人出试卷的人。”于是，张锐选择了自己创业做CEO。“魔时网的模式是我想出来的。做创业公司没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重要的是自己找到问题和要做的事，不再是等着考试了。”

张锐的公司成立只有三个月，现在聚集了10万用户，很多白领在魔时网上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互联网开始从虚幻变得真实，我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就是在网络上找到人和你一起去做想做的事情。”

快乐无价

走出校园，再也没有简单的学习好就是成功的标准。财富、地位等等，都是很实际也是不可回避的标尺。不过张锐和李娜仍然觉得物质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金钱、人脉、声望等等，我身??的人很多都用这些作为评价标准。”但李娜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些。她周围的朋友一半是还在读书的同学，一半已经步入社会，两边的人价值体系有明显的不同，都对她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一个很普通大学毕业的高中同学，毕业一年多就买了车买了房，谈论的都是房价、月供的话题；另外一个同学以很高的考研分数选择了冷门的哲学专业，特别执着地讲自己的理想，完全不想以后怎么生存。”

“我觉得这两种都很好啊。”张锐听到插话说，“关键是他们是否觉得快乐，做的事有价值，不用追究是否重视金钱和物质。”

张锐承认社会评价体系对他也有影响，包括物质上的东西。“但我属于对物质需求比较少的人”，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时候，物质条件非常优越。“刚毕业就得到这些物质条件很兴奋，第一次出差就坐头等舱、住五星级的酒店、去哪儿都有车跟着、吃饭是最好的餐馆、见的都是各个公司的高层、谈的都是非常大的项目，虚荣心有很大的满足。”但经历了以后，他发现自己对物质很平和，“人对物质的需求从非常渴望到基本饱和之间的距离之短是在很多人意料之外的，稍微有钱之后就会突然发现物质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开始想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

虽然现在物质条件比以前差很多，但张锐喜欢这种状态，每到周三就会想这周怎么这么快又要过去了？盼着时间慢一点。“每天睡觉的时候想着明天要做的事很兴奋，看到工作的一些成果很开心。当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有价值的时候，物质回报只是价值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最主流的东西。”

一年前面临毕业的时候，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李娜没有马上找工作，把自己关了四个月埋头写剧本。“国内从来没有写大学生的电视剧，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完全没心思考虑找工作，觉得物质不物质无所谓，只要喜欢就可以”。但随后投资出了问题，辛辛苦苦写的剧本最终没有拍成，马上面临毕业，所有的问题都来了。

“不进入社会就不知道生活的艰难。我不赞成那种一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比如想拍电影，就从家里拿钱的方式。我的底线是不能跟家里要钱，满足自己基本的物质需求。把底线满足了以后，就要追求做什么更快乐，选择自己的兴趣。”

心中有梦

张锐和李娜眼中都有自己的理想，认为工作就要追求有兴趣的事情才有价值、才会快乐。

学的法律专业，第一份工作是投资银行，但张锐发现自己真正有激情的事情还是互联网。“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连电话线都没有，后来有了电话，过几个月又有了网线，我非常清楚地看到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想做这个事情。”

毕业的时候赶上互联网泡沫破裂的低潮时期，所以张锐选择了先进入摩根士丹利，在工作压力和强度非常大的投资银行业务中锻炼了工作能力，也积累了公司财务运作的知识。现在，他的目标是未来一年里将魔时网的用户数量增加到100万，“今后要让它成为每个人都需要的平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有的人很早就有特别明确的目标，一生都为一个目标不断奋斗，直到有一天实现了，人生就圆满了。这样的人生活得特别轻松。”李娜对张锐的经历很赞赏，但她觉得自己是另外一种人，她经历着不断寻找的阶段。

李娜当初选择大学的专业是因为特别喜欢电影，但是实习的时候用两个多月从头到尾跟过一个剧组后发现，电影对女孩子来说发展的空间还是比较小。“可能是因为我希望工作和生活目标合一的要求太高了，这个寻找的过程很困难。幸运的人或许目标一年两年就找到了，但有的找十年，有的一辈子没找到。”

后来李娜接触到电视台的工作，觉得很适合自己。她现在做一个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节目，“我已经做了30多个少数民族，介绍他们的服饰、文化，每天20分钟。

人们对少数民族的关注还不够深入，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他们非常原生态的生活，可能很快都会被破坏。我希望以后做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能把这些记录下来，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