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活学习了六年之后，刚刚拿到大专文凭的听障人郑磊（化名），打算收拾行李回老家了。

郑磊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在他看来，听力障碍并不影响他的设计与创意；通过手语及书写辅助，他也可以和人交流。但从国内顶尖的特殊教育学院毕业三个月后，他还是没能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用人单位或嫌弃他缺乏沟通能力，或认为他没有实践经验。

“普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我们残疾人？”他似乎很认命。

但他不知道，中国有一项“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本应能给他提供帮助。这项制度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拿出1.5％-2％的岗位聘用残疾人；如果招聘了残疾人，该单位可以享受不同额度的社保、岗位等补贴及税收优惠，而不愿或不适合招收残疾人的单位，则要按人头差额缴纳不菲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下称残保金）。残保金的主要用途，是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和培训。

可是，看似精巧的制度设计，其实早已走进误区。绝大多数企业情愿交钱，也不愿意聘用残疾人；与此同时，随着各地对残保金征缴力度加强，残保金数额越来越大，但残疾人就业难依旧。2006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总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后，随后几年波动下行，2009年达到近七年来最小值。

眼下，新一年用人单位申报安排残疾人就业、征缴残保金的工作已经开始。残疾人就业困境未有改善，企业也因强制缴费抱怨连连。中国的残疾人就业保障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残保金滚雪球

因残疾人在就业市场的弱势地位，中国政府更多以“福利政策”的定位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保障。残保金制度亦由此思路演化而来。

据统计，中国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有3200万，占残疾人总数的38％。15岁以上的残疾人中，有劳动能力者占27.42％，有部分劳动能力者占42.99％。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残疾人仅占残疾人口的1.13％，文盲率更是高达43.29％，残疾人本身就业能力极弱。有劳动能力残疾人的就业率，只是非残疾人的一半左右，平均工资也只有非残疾人的一半。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方式是集中就业，即被安排到政府兴办的福利企业。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福利企业遭遇市场竞争的挑战。1996年后，其数量逐步减少，不少企业发展艰难，安置残疾人的能力下降。截至2011年6月，中国福利企业已不足2.2万个，较1995年减少3.8万个，安置的残疾人职工则减少30万。

从1990年开始，中国倡导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无法安排的企业则罚缴残保金。200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此做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

但由于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民主化参与，加之对用人单位“一刀切”，上述政策实施至今仍遭到不少企业的排斥。

根据残联的有关调查，90％的企业实际上并未安排残疾人就业。青岛4万多家企业中，只有4.5％的企业按比例安排了残疾人就业；广西有1860家直属单位，只有233家中有残疾人就业；北京市44.5万家用人单位中，聘用残疾人的有2.1万家，仅占4.7％。

即使在安排了残疾人就业的企业中，“挂靠”现象也十分普遍。企业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待遇；同时又与残疾人签订私下协议，他们不用到岗上班，企业也无须对其承担支付工资外的任何责任。

“他们觉得残疾人是累赘，会拖累他们。”深圳市残疾人协会专职委员许平说，通过这种方式，用人单位不用缴纳残保金，又可享受税收、社保等配套补贴。由此，残保金数额滚雪球般扩大。事实上，残保金征收数量越多，说明残疾人就业情况越差。

但有不少政府官员以为多收残保金是一件好事，甚至认为征缴的残保金越多越好。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介绍，不少地区或政府官员还提出相应的目标、指标。